［这是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作的一篇报道。稿约是八千字，我在大理待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法用那么少的字把大理说清楚，就写了两稿，一篇发表在2014年5月号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在此，当当有售），另一稿就是这篇一万六千字的，这篇的结构和内容更贴近我要表达的东西。小结一下：1大理的历史是混沌不清的，因为被改写过；2大理的现在同样充满混沌，因为没有人去了解历史；3大理的未来取决于过去和现在，了解过去才能知道怎么做和为什么去做——这个过去就是礼崩乐坏！］
（文/高晓涛）
1，新移民的困惑
出下关机场，沿洱海环海公路两旁的广告牌上充满了”传奇”、”山水”、”阳光”、”海景”这类富于幻想的词汇。《纽约时报》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报道大理成为“气候难民”的避难地。凑巧，在我抵达大理的十来天里，突然在内陆出现了一场蔓延长江中下游的雾霾，范围之广、浓重如梦魇，前所未见——这提醒人们关于城市生活的美好幻梦破灭了，人们慌忙地背上各自的救生包，有的是金钱，有的是护照或绿卡，有的是一张新的房产证——它的招牌可能是“山水之间”、或“云海传奇”——总之，“逃离城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将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而”有品质的居住”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买房子、迁居乡野——但同时也要享受城市生活的品质，抽水马桶、席梦思与阳光、山水一样重要。
几个月前，由艺术家叶永青主持的“大理下午茶”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议题。我幸运地拿到了现场的录音资料，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进入大理的好角度。这场“务虚会”的参与者大多是大理的“新移民”。
主持人叶永青除外，作为一个走出云南的国际艺术家，他的返乡故事早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叶永青有一年在伦敦得了一场大病。一天早上醒来，叶永青对自己说“我要回到大理”。那天早晨，叶永青去吃早点，“当我站在南门时，我就愣住了”，这条街上既有米线、乳扇、豆浆、油条，也有披萨、培根、意大利面、咖啡和红酒——”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奇妙的地方”，叶永青决定定居大理，在古城一间小院住下。
叶永青说，大理文化实际上是本地人与新移民共同完成的，“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慢慢获得了对当地文化知识的影响，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参与到改变和实践中”。一拨一拨的新移民来到大理，参与并改变着大理城的生态、文化和样貌，而大理人也在这种交流与融汇中，学会了制作意面，披萨、蛋糕——大理自古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国际商贸之城，白族人头脑灵活，被戏称为云南的”犹太人”。最近一个例证是，洱海对岸的挖色镇人早在1980年代就将糕点生意做出了大理，形成新生的产业体系。
在大理下午茶会上的新移民们首先开始质问，自己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大理人”，并试图在他们之间找到一种一致的价值观或认同感 ———这样的发问并非空穴来风，2013年，人民路上连续发生的毁约事件，激发了新移民身份的危机。更有钱的人来到大理，打破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居住与商业生态。房价被炒到天价，从每年不足万元一转眼飞涨至六七万，没有任何过渡。独立出版杂志《杂字》的主编“女賊”在网上连发了《2013，大理癌变的一年》、《一米阳光以下》等文，一石激起千重浪，大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这并非一个地域化的议题，而是一个中国进程的普遍问题。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勾连，使环洱海一线脆弱的自然与人文生态面临被摧毁的可能。貌似翠绿的高尔夫球场，由于大量喷洒除草剂，对土地造成不可修复的污染。在过往一期的大理下午茶中，叶永青也请到环境专家对此问题作过探讨，结论是，目前对洱海所造成的污染中，第一是大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的农业；第二是洱海上游洱源的奶牛养殖业；第三项是目前是生活与商业污染，未来则不可知。 对于选择在大理居住的人来说，如果大环境被破坏，拥有一座好房子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然而，“谈论环保最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叶永青警告说。
——然而开发还在继续，由于利益的驱使，目前还看不出来政府有对城镇化政策进行反省的迹像，机场附近的新楼盘热卖中，国际七星级酒店与全球顶尖度假村将入驻苍山洱海——这像是一场大卫与巨人哥利亚之间的对抗。
2，鸟吧主人荣洁：传统的改变首先是人心的改变
2013年对于鸟吧女主人荣洁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在过去十年间，鸟吧一度成为大理生活模式的样本。我也曾于2004年过路大理时落脚那里。鸟吧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晚上大家围着篝火喝酒，听各路好手歌唱，温暖而快乐。几年前，由于房东停止租约，鸟吧被迫关门。前两年，荣洁在鸟吧对面租一下间老宅，准备开一间咖啡厅。没想到这是一间危房，在荣洁动手开始装修的时候，房子倒了。”我的手续是不正确的，没有准建证，房子倒了，我担多大的责任呵”。工人们在工地上天天等着，荣洁压力很大，天天坐着发呆。后来，她把自己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我就把自己这些年很多经历全都串起来，想过去我们就是把门关起来，自己图个乐。今天大理变成这样，产生很多矛盾，与我们都有关系”。
荣洁最终鼓足勇气去古堡局，拿出图纸，她向他们解释自己要盖一间什么样的房子，出乎意料的是，古堡局对她想以传统方式造一间木结构房子的想法十分支持，还说：”如果大理再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就好了”。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拿着图纸的古城居民，要求批准他们尽可能盖更多的房间——以开设尽可能多的客房。
荣洁开始着手盖房子，找到会传统手艺的人并不容易，直到她找到张师傅——这每天只能做些小木凳卖钱的优秀木工几乎要放弃他的手艺了——这是钢筋混凝土的时代，木匠快被“淘汰”。在盖房子的过程中，荣洁接触到的不只是建筑学，还有一整套的礼仪，木结构的房子各个部件事先完成，在起房那天，工头站立场中如大将军，指挥人们立起梁柱，拼接卯合，一天之内，空地上立起了一座房子的骨架，之后则有洞经弹演、施食等传统乡俗。经此一事，荣洁突然发现在经过十年之后，她才第一次接触到大理本土的东西。
之后，荣洁去到古堡局，问他们要了一张古城老房地址列表，寻找老房子，并最终找到了一间杜文秀女儿曾经居住过的小楼。荣洁再次请张师傅，用传统工艺来修复。
在建房的过程中，荣洁开始用DV拍工匠，和他们聊天。”我开始意识到，传承不只是手艺上的传承，而是意识上的传承，一种生活态度——“你怎么面对生活和工作，怎么把这件活干好，能与别人一起分享。我就越来越往这个方面去找，我去找手工艺人（木工、羊毛毡、绣花、蚕丝线）订货，看他们自己本身还保留多少技术上的东西，还有做东西的态度——就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七十岁上的老人，他们身上的东西还在延续。我与他们的沟通非常顺畅，当他们长时间专心于手工时，他们的头脑就放空了，变得清晰，我觉得类似禅定的效验。我也喜欢做手工，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绣花与念经是一样的。”
“现在的人走得都太快了，丢了太多的东西。你会发现特别是三四十岁的人，他们非常烦躁”，荣洁发现包括本地人在内，由于挣钱的压力和心态，丢了他们最重要的东西。
在与手艺人的合作中，荣洁发现，一旦双方有了相互理解，虽然方式上有些脱节，但是他们已经用心了。特别是木工张师傅，”他首先对传统的榫卯技艺很了解，乐于和你分享，他也享受做的过程，和做完后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学习和变通的需求”，这也给荣洁带来某种领悟，”这也使我想，为什么传承断了，因为几十年前和现在是认识、环境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去应变——所谓传承，就是一种变通。”
在整理拍摄素材和剪片过程中，荣洁渐渐沉入到更内在的部分，”从传统手艺的保护，到个人的东西，在这之间找到内在的统一，找到自我的价值与生活方式。慢一点，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且是可以与大家一块分享的东西”——她把关注点从外在的事物关联到内心了。
传统的改变首先是人心的改变，对这一问题，叶永青从另外的角度持续给予关注。 他把四川美院的课搬到大理，新开了一门课叫乡村田野调查，”这个课程目的给学生打开一扇乡村视野的窗子，经常我带这些学生去看这些乡村的名居，包括看各种各样民间艺术、乡村建筑，还有包括村落，还有包括新移民，还有新的农村的改变，以及很多民俗、民间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课程，最后学生给我的课程编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叫《大理周记》”。其中一个课题，叶永青让学生们拍一百个喜洲居民家庭的中堂——过去的中堂中一定会供奉祖先牌位。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居民中堂被电视机取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流失，人心的改变”，叶永青说。
3，喜洲：传统乡土社会典范
无论荣洁还是张师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哪一个大理是应该回归的原点，或者值得去传承和变通的部分呢？
如果今天我们在大理城寻找一个过去的节点，会是哪一个？是新修的武庙？还是拆掉重修的五华楼？是古城的天主堂（精美的木工梁柱堪称白族建筑经典）？还是在白墙描画山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被当作白族民居特色的标识，据叶永青考证，不过是1980年代由河南省古建队依照芥子园图谱设计的仿古标识，一种伪造，一个矫饰！
很巧的是，我关于古城的一些重要线索竟然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的。这位杨师傅原来是古建筑维修的手艺人，跟随他的老师参与了几年前古城改造的工程 ，包括城门、武庙以及五华楼，都是他们参与设计并施工完成的。这些构成今天”古城面貌”的仿古建筑，有些部分几乎是重建的：被拆掉的五华楼只有新五华楼的一层高，外貌颇不相同；新武庙则建成一座庞大的建筑群，同时承担了商业街的功能；一旁的”红龙井”恶俗的模仿丽江酒吧街，以”南诏风情 “、”艳遇”为噱头，加上巨大的音响来招徕游客；在杜文秀大元帅府对面正兴建的广场上，一座解放军士兵塑像刚刚树立——鉴于这被有意无意被压缩、被平面化、被快餐化、被主题化、被消费化的大理，叶永青呼吁”回到常识”，找回那个真实的大理。
在《五华楼》这部人类学著作中，澳大利亚人类学者费子智（C.P.费茨杰拉德）描述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大理的田园风光：“云南南部处于热带地区，但是民家（白族）所处的位置是在北纬25度，刚好在热带之外。高海拔地形减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亚热带的气候使得冬天变得温暖和阳光充沛。”这是大理为何冬不冷夏不热，适宜人居的原因。
古老的大理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农田在这里显得珍贵。自海边到山脚，大理城被田野与乡村包围着，这平坝上的土地如此珍贵，以至茶马古道绕开田土，宁愿走经苍山脚下的崎岖山路。
至于古城，“主要的作用是给农民提供了一个集市和充当农业所需的产品分配点；给富裕家庭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居住环境”。城中的居民许多在周边有田产，“住在城里的民家实际上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当有钱商人投资土地时，他们也成为村中地主与高利贷者”。
在这幅图景中，大理被农田包围，古城居民与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先后有多名人类学学者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展开调研（除了《五华楼》外，还有许烺光的《祖荫之下》、日本学者横山广子《周城》、美国学者纳佩思《野史：中国西南的大众文化、地方和过去》、以及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等）。
在乡土大理中，喜洲历来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许烺光把它当作传统中国社会（而非限于民家——白族前身）的典型来研究。喜洲保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族关系、大家庭模式、父慈子孝的儒家观念，以及丰富的民间信仰体系。很多年后，梁永佳来到喜洲时，依然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体系，包括围绕着本主与非本主信仰形成的莲池会、洞经会、圣谕堂等民间组织，复杂而多元。
喜洲的崛起带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梁永佳分析，上世纪初，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贸易需求而兴起中国西南－缅甸—印度交易体系，喜洲正好位于古老的茶马古道与新开通的滇缅公路上，老马帮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焕发了新生；洋货和玉石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贸易品；而鸦片贸易很可能带来了第一桶金。在这种背景下，喜洲商帮勃然兴起。
许烺光记录了喜洲繁盛时的状况：大型商号“至少有两家，就其规模而言，可以与天津或上海的大商号相媲美。这两家公司在昆明，上海、香港 、仰光、海防，甚至更西南边的一些城市内都设有分公司”。“当地一些家庭的儿子到北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甚至日本、美国读书，带回一些新的思想、生活方式”。1936年，旅沪喜洲人就办了一本名为《新喜洲》的杂志，当年五月，12对青年在喜洲大办集体婚礼，由乡绅和县区官员出面主婚。
随着抗日战争的开战，国民政府、机关、学校大批迁往西南，1939年4月，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搬迁至喜洲，知名学者罗常培、李约瑟、郑天挺、潘光旦、费孝通、刘敦祯等先后访问喜洲，任职于华中大学的游国恩、包鹭宾、许烺光、傅懋绩等学者一边教书，一边作研究。
物质的丰盛、各种外来思想的撞击与交汇，造就了喜洲社会的剧变，与那个大时代的背景相符：“随着新的法律、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的价值在一百年前开始更为有力地破坏传统性的中国家庭和亲属结构的时候，父子同一关系的模式，影响社会变动性的传统因素将逐渐减弱（虽然很难彻底消灭）。传统的方式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要求 ，这两者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结合以达到平衡，我们只有让时间来说话了”——许烺光的《祖荫之光》如此结尾。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留给喜洲时间，没有留给乡土中国多少时间。如同喜洲张家的女婿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被日军侵华终止一样，喜洲乃至整个中国乡村也不能幸免。
4，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为了深入了解大理，此次行前我阅读了一些书来帮助我，包括文化、历史学者与人类学家的著作。我吃惊的发现，在普遍被开发、被抒写的广大地域中，大理的历史依然充满了混乱与争论，这不仅单指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同样也包括被政治反复销毁的过去与改写的“未来”。
大理历史学的重大转折点发生在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破云南，次年攻克大理，留沐英镇守云南。沐英实行了灭绝性的文化破坏，“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师范，《沐英传》）”。自此，有关南诏大理的史料大都不存。之后，朱元璋废土司，设大理卫，保留的土官也实行土流同治。此外，大规模屯田 ，万历年间，军屯占耕地面积的30%。文化方面，实行“圣化政策”，推行儒学，开科取士，改行土葬，迁入人口，于是“土著曰民家，呼外来者曰军家”。
清代继续推行同化政策，康熙年间废除阿吒力教。之后推广道教，宣讲圣谕，兴建文昌宫。喜洲文昌宫建于1625年——今天我们几乎在每个白族村庄都可以看到的文昌阁，就是这一“文化统一政策”的结局。
这种政策执行的相当成功，当然也出现了反弹。一位姓杨的喜洲人在1384－1416年间，用流传于喜洲的白文写了《白古通记》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为对抗中央一统的文化政策，杜撰了白族的历史，将白族起源上溯到阿育王时代，追溯到古代的印度去了。有效传达了白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感，并影响了之后的《滇载记》、《南诏野史》、《白国因由》等书。——重写历史以对抗同化，走出当权者设下的迷局，这是民间白族知识分子的策略。迟至上世纪，还出现了一本名为《大理古轶书钞》的作品集（侯冲先生根据梁启超鉴别伪书的七条标准，鉴定此书是伪书），梁永佳则认为伪造这本书的人一定是极其热爱大理的白族知识分子。
我期望找到这样一位民间白族知识分子。古城“的哥”杨师傅又给了我线索：有一位七十高龄的老人名叫王富，在过去三十年间，一直走村串户，调查白族历史文化。王富住在挖色镇大成村，从下关开往挖色的中巴车一直开到大成村口，新立的牌楼上题着“大成古镇”四个字。这天有集，从周围村镇赶来村沿公路两侧排开，小摊连成长龙，一直排到村口。所售商品有小家电、五金工具、蔬菜水果、乳扇豆腐、优盘唱片……无所不有。
王富的家人住下关，他一个人住在大成村的老宅中，他说自己喜欢乡下清静。王富读书读到初中，赶上文化大革命，辍学放羊。因为机敏聪慧，擅长左右手打算盘，十几岁就在村里当快计，后来去政府工作，担任经理，经营钢材，全国走过许多地方。王富说他自己是南诏八大姓白族十大姓之一王姓后裔，家运败落，如院中蔓延的荒草，这略显破败的景像笼罩着整个村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巷深处时不时闪出一座用青砖与条石建成的高大门楼。
作为民间学者，王富的学术素养深厚，早年对涉及南诏大理的古代典籍（如《蛮书》、《滇释》等）都下过功夫。王富的个人理论建树于他早年发现的古碑刻，其中包括大理国时期的《高兴兰若篆烛碑》、明代古碑《大理老人杨惠墓志》等。王富考证，鲁川一带（今挖色）是洱海地区白族本土文化发源地之一，公元前11世纪，境内先民就以沙漠庙一带为中心，建立了鲁白古国，创造了白族早期鲁白文化，隋至唐初称这一带白族先民为东洱河蛮。王富认为，《蛮书》中说的蒙舍诏用的是“乌蛮别种”一词，是指洱河蛮中的乌蛮，与白蛮（东洱河蛮）是同一民族的两部份，而非巍山彝族（详见《鲁川志稿》）。美国人查尔斯·巴克斯在《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中也指出，在南诏政治中，“白蛮凭借着政治文化的特长,取得了南诏政权中的主要行政职位……”——如天宝战争中，主谋高参王盛和歼灭李宓水师的大将王乐宽都是鲁川人。”……白蛮贵族的权势不断增长，最终在十世纪初期推翻了南诏王朝，在云南建立了白蛮的政权，继而又把这个政权维持了几个世纪。”——指南诏后期，出生于挖色的杨干贞取代南诏，建立了大义宁国。
从明代古碑《大理老人杨惠墓志》中，王富发现了大成村繁盛的原由：洪武十五年，明军压境，下关天险一时难下，遣兵攻鲁川，鲁川兵力空虚，杨惠时为大将，碑文刻有：“惠先投拜…..招安海东等处军民”。由于这个机缘，鲁川一带世居大姓王、杨、李、赵等（祖先多为南诏大理国的清平官、大军将、军将等，如王乐宽、杨奇鲲等），于有明一代，持续受到重用。明清两代，鲁川坝子先后出了进士贡生举人百余人，武将数十人，1702年，云南提督偏图为大场曲（大成）题字“大理第一文明古镇”。大成的辉煌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随之渐渐衰落下去。
大成村原有２４ 道普门、４座碉楼，今碉楼无存，普门余两处，新修一处。建筑多清代、民国门楼砖石与木刻结构。清代木刻圆润精细，民国木刻稍逊。民国建筑多推陈出新，以青砖垒砌出花式，各有匠心。镜心中的壁画题材多样，除花鸟山水外，也有当时前卫的新鲜体裁，如一幅民国少女读书图。
王富带我一家家看过去，走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才只看了一大半。大成的特色在其整体建筑格局，大成十二登（村），各自形成许多相对独立的院落，特别是将军第、大夫第、科贡第这类历史积累形成的大院，各有独立门楼。此外有武庙、文昌阁、三圣宫等。全村的普门与碉楼具备有防御功能，若兵匪进来，面对一重一重门楼，难以全面击破。
最具特色的院落当属“九院三品四间房”，里面住着张王大小三姓，结构上以三院一组成品字形构成，以提示互相扶助敬爱之意。
听王老讲这些院落的故事，个个精彩纷呈如人生百态。比如“五院房”的来历：一农户因家穷无力娶妻，另一大户家中女儿极丑，遂半施半送于他，适逢家中有一破旧马槽，一并舍于他。马槽极沉，农户好不容易找了好几个人帮他搬回家。有一天，马槽破损，发现是用双层木板拼成，内里竟藏有金条。农户喜出望外，竟不声张，偷藏起来。农户后生五子，没有一人考取功名，不得已，以马槽金条之力，一一捐得功名，是为五階生。乃建五院。孙辈不劳而获，唯赌是好，家道遂败。
进士第的故事涉及王董两大姓，王家中进士，赐建“进士第”门楼。后王家人丁不旺，王家一子独眼，董家一子独眼，凑为一对，董家人遂与王家攀上亲家，后董家竟渐渐侵占王家祖坟。土改时候，一大户后裔惧怕划为地主，乃纵火自焚，救出时已烧失一耳，清代门楼也被烧毁，大户遂成贫农。文革期间，分别为两姓的家人互相嫉妒对方家族风水，竟协议互掘对方祖坟！
——古语“礼失求诸野”，如果连乡村都已经礼崩乐坏了呢？
5，一次“无意识”的小朝圣
庆洞神都位于喜洲南侧苍山五台峰脚下，从喜洲坐出租过去，司机杨飞桥原先就住在神都附近，他家三兄弟，老大买了卡车跑运输，老三做了上门女婿，杨飞桥初中毕业后务农，头一年用化肥过量，亩产仅20多斤，成为当地一大笑话。杨索性把家搬到了喜洲镇口的公路边，化十几万买了块地。按梁永佳的考证，洱海西岸一带包括大理，从苍山到洱海分三种地形：山脚、平坝、海边。平坝代表福气，山脚海边代表可怜，因为山脚地少，海边时有水涝，所以在洱海西岸，白族居民将山划为祖先安息之地，而海里则被看为鬼魂出没之地（见《祖荫之下》）。
杨飞桥在公路边盖了房子，租给别人榨菜籽油，把山脚的土地包给别人种大蒜和烟叶。杨自己住在火车站旁边，晚上给税务局看门守夜，白天跑车。公路边的地价不断上涨，已经翻了一翻，杨飞桥对自己的投资很满意。
庆洞神都是一处庙宇丛，既有本主庙，也有佛寺（圣源寺）和道观。殿内供奉洱海西岸所有本主中的本主，号称五百神王的“爱民皇帝”。康熙年间，圣源寺主持寂裕作《白国因由》，说阿育王二子名“骠信苴”，号“神明天子——即五百神王”，传至十七代孙仁果时，诸葛亮入滇，赐姓为张，再传到三十六代孙张乐敬求，朝觐，上封云南镇守将军。
神都两进院，内院大殿供奉爱民皇帝，外院侧墙上有附马画像，前有供桌。传说张乐敬求禅让细奴罗，细奴罗传至皮罗阁时统一六诏。民间则以“接金姑”、“送附马”的朝圣仪式来纪念这一新纪元。每年二月初八，接金姑的信众起程前往巍宝山西北28公里处前山，金姑供于三公主殿，附马供于土主庙，之后经大仓、下关、大理、湾桥，于二月十七日返回庆洞神都（参见《地域的等级》梁永佳 著）。——不知道朝圣仪式起于何时，其目的何在？看上去，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抒写，用朝圣的方式来记忆和感恩。
神都门前写一付对子：“数千年绕三林哥约妹到南朝，逾千载遵圣迹求平安聚神宫”。我一进大殿,就被一小队朝圣者热情地招呼上。神殿中间主供是爱民皇帝，有几个中年妇人手捧祭品跪着磕头，祭品有肉、鸡蛋和果子之类。爱民皇帝左边供菩萨，面前的供桌不见肉。“他是吃素的”，一位朝圣者向我介绍。
这一群朝圣者的构成如下：两位老年妇女，其中一位背着小孙女；一位中年妇女和两位青年妇女。背着孙女的那位杨婶，自称善于治愈病患，是朝圣小队的领导。中年妇女最为热情，她主动向我叙述自己的经历：她原先在古城卖菜。一天，一位老妈妈过来告诉她，“要修行！不然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之后不久,果然她家中起火，房子烧毁。她就开始相信那个老妈妈就是观世音菩萨，于是开始修行。这类例子比比皆是，确如梁永佳所说，中国人的修行是从老年开始的。
两个青年妇女中有一个披条艳丽的披肩，她说自己之前得过乳腺癌，很难治好，打吊针打得手上全是针眼，丈夫也对她不好。万念俱灰之下开始修行，病就渐渐好了。这位女子每到一处庙宇，都会取出一红一绿两把孔雀扇，在台阶下舞上几曲，面容甜美，深情无限。
中年妇女邀请我加入她们的小队，她们还打算去几个庙子。我坐上了她们包下的面包车。第二站是“总镇神宫”，供奉“扶民皇帝”，位于附近不远的朝阳与荣华二村中。我原以为朝圣小队大概会沿着接金姑的线路去往河俟城等重要本主庙，不想小队有自己的逻辑与方式。我们最后前往位于海舌顶部的河尾村玉皇阁，庙门紧锁，我们等了许久，最后面包车亲自开去村里将经母接了过来。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奶。听说这座玉皇阁全凭她一人之力募资建成，因此阿奶在民间获得极高的声望。杨婶就是受人所托，专程来拜访阿奶。玉皇阁混杂了本主信仰、佛教信仰与道家文化。三间殿一字排开，左面大殿供本主，中间殿供阿弥陀佛与菩萨，右面小殿供魁星。献供、祈祷、扇舞之后，杨婶拿出一叠人民币，一张一张供养给经母阿奶，其余人一边在本主像前磕头一边也纷纷拿出十几二十元递给经母，跪在蒲团上请求祝福。阿奶一边敲着木鱼，一边念着阿弥陀佛，在佛号之间为祈请者念颂“身体健康”、“出入平安”、“考上清华”等等祝词，满足大家各式各样的需求——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
黄昏降临，这三面环水的海舌之尖小庙，陷入一种无意识的氛围。这只朝圣小队最终在夕阳收敛最后一缕光线之际达到高潮，圆满了此行的心愿。而我仍然一头雾水，对于她们的目的、线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被非理性的浓雾包围，被扇子舞的甜美所迷惑，被村庄的荒野裹挟着远离了玉皇阁。
我想起梁永佳的话，大理的今天被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左右着。几天的经历，让我深有感触：国家是巨人哥利亚，市场是一颗购买的心——不光购买物质、商品，也购买看不见的事物，如运气、命运和未来。
6，用理性撕开乡村外表——“四十英尺”的活体实践
“乡村的死亡方式是一种弥散性，是各处散失的一种状态，就像脑溢血的一种，没有出血点”，“四十英尺”的主人王丹说。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王丹与陈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盖了一间名叫“四十英尺”的房子。在“大理下午茶”，王丹也分享了她的经验。我很好奇，托朋友联系好，上门拜访。这座房子刚刚盖成一年,位于大理古城西面的大纸坊村唯一一片树林掩映中。赭红色的外墙，结构简约、低调。不远处就是一塔寺。建筑的设计精确的考量到周边的景观、太阳运转的时间与方位，不同的窗子可见苍山、一塔、树林、村庄、古城之景。赭红色外墙貌似与白族民居无关，但叶永青说，早年这一带有很多土胚房，由于所用泥土的关系，呈现出的就是这种色泽。
王丹和陈真的盖房之举，还有一层深意，用王丹的话，“我们想做一个人本身的活体实验”——这件事情是以理性的方式一步一步设计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体察中国的乡村。在北京生活与工作期间，王丹与于建嵘、土家野夫、余世存过从甚密，他们对新乡村建设、中国基层民间的关注与实践，对王丹和陈真影响很大。余世存新书《家事》，土家野夫以在四川德阳市罗江县做农村调查的经历准备写一本《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以及连续两期以新乡村建设为主题的《碧山》都把关注焦点与实践方向放在了基层、家庭、乡村与民间。其中，《碧山》较全面地呈现了中国大陆新乡村建设实践者群像，探讨得失经验。其中一期选用钱理群的文章《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梳理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一背景下，“四十英尺”以个体为样本的实践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有一个观察这几十年中国变化的角度。我们俩自我反省自己算很侥幸的中国人，我们生活在科研院所，家长出生在3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过去我们两个家庭都有过与历史相关的过往，这使我们一直保持阅读、保持思考”，王丹说。
四十英尺是海运集装箱的最大尺寸——他俩的头一份工作是在中国远洋。“一张单子的对面可能是汉堡，而联通方式是集装箱，联结是锁孔而不是捆绑。这样的东西对我们理解关联、距离、到达，有很深的影响”。
一次，王丹帮一个作社会学调查的朋友完成一份答卷，最后一个问题是：“假如余生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会是什么？”王丹的答案是：“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修一幢好玩的房子，专收有故事有过往的人。”一年后，在收拾杂物时，这张纸又出现。王丹和老陈很认真地坐在一起想这件事，“梳理我们前四十年的经历，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变成一个只与你自己有关系的事情，就是你敢不敢”？
2010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在处理好所有公事家事之后，王丹和老陈开车出门了，没打算再回去。大理是他们筛选出的实践地。于是，找地方，找房东，找工头，签合同，设计房子，毁约，重头来过——这个过程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总是在万事具备、准备破土动工的那天，房东撕下脸皮毁约。“有太多月黑风高的夜晚，你发现乡村完全没有信用。我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记录中国当下的状况”。
事情之难，在于王丹与老陈的设计中，房东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先观察他是什么样的人，再反思我们要做的事在他家合适不合适。你如果只与他谈钱，这事情很简单。你做的种种功课，对于别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对理性的偏执撕开了乡村外在的面貌，“你会发现所谓的礼崩乐坏，在哪个环节脱钩了”——这是他们的目的所在。
许多朋友建议，前后换了九个房东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本《我的房东》，会是大理乡村现状的最好样本。比如“第一个房东在北京当过武警，后来在村委会当村委会主任，他的房子是填海造出来了，（因为特权）竟将这几亩地换成国有土地证”。
沿着洱海120公里转了一大圈，俩人最后还是回到古城边的村落，所谓“灯下黑”，相对来说，这里要比晚开发的地区“规范”一些。回想这段经历，王丹觉得，“我们找到了最适合我们的地方，最适合我们的人家，也要感谢之前毁约的人。这使我们今天可以驾驭这件事”。这包括拟定一份充分考虑对方立场的合同，盖一幢可以留给房东的好房子。
盖房子的过程完全依照本地人风俗，每浇一层楼板，就要请村里人来吃一顿，最后浇顶，按本地习惯，房东要藏件玉器。动土时有仪式，安龙谢土，从东西南北中，请五方土地神到来，关上门窗；下午谈演洞经，村里的老太太现场画甲马。晚上送神，打开门窗。“在这套仪轨中，新房先请神住，所以你会对房子产生一种敬畏”。
王丹把盖房子的过程都拍照纪录。房子结顶的一天，按本地规距，要喝一回大酒。她把之前拍的照片冲了一百张，挂在厅里，办成一个小型工地影展。工人们非常惊奇，当时就要拿走，结果本来要请六桌，他们连连打电话叫家里人来看，一下出现了八桌。这些工人，平时都是才村的农民。盖完房子后，有三个开了微博，有两个买了相机。
由于房子盖的好，房东开始把俩人当一家人。清明，房东特意请王丹和老陈一起上坟，之后，又带他俩转一塔，拜苍山神祠、金甲财神……家事也请他们调节。房东儿子两兄弟两分家，连房东分三拨各自来找王丹和老陈。“我们也不好说，只讲原则，分析分不好的后果，一个道理讲三遍。他们分完后拿协议给我们看，我俩的名字也写在上面”——所分的这份家产就是“四十英尺”。
不出变故的话，这项实践将持续20年——这是他们与房东签订合同的期限。不过谁都说不准。野夫送他们一副对子：“樽前兄弟三岔口，花畔夫妻十字坡”。
7，双廊：艺术的细节
在环洱海的村落中，双廊的变化最为剧烈。2009年我来双廊，还没几家客栈。今天再到双廊，海滨已经没有空地，更多的客栈在兴建，满街都是电锯、打磨机的马达声。酒店越建越高档，动辄一晚三四千已经不稀奇。
在这嘈杂之中，沈见华的白居闹中取静：院中夏天的水池排干了水，放上桌椅，于花架下一边喝茶一边指导徒弟用功。玉青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一幅农民画制作成玻璃画，刚拜师不久的“大花鱼”杨希文还在进行学画的第一步——画格子，这都是需要极其专注静心的。整个画院的状态都是这样，具有禅定的气氛。后来知道，除了画画外，禅定与书法也是他们每天的功课。
沈见华2009年在双廊盖了白居小院，最初只是为了这里气候与环境有利家人生活。有一天，村里79岁的王秉秀来找他，请他帮忙申请低保。沈见华说，你是党员，不好和人家去争。不如这样，你跟我学画画吧——这是农民画社的缘起。白族妇女天生对色彩与图案有感觉，她们手中不离刺绣，完成的绣品色彩绚丽、图案繁美。沈见华说，不用教她们，只要把颜料架摆好，教她们调颜色的方法，她们会自己去选颜色，自己构图、布局。
光旗奶奶、老外婆、文丽妈和小双娘闲了都来画社里画画，她们的作品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办了画展，大多作品都被收藏。先学摄影后学画画的定龙，现在是农民画社的社长。沈见华还让他拜师学习经商，老师是从广东来双廓开酒店的亮哥，亮哥打算把农民画开发成礼品来出售。这些是沈见华为农民画社作的长远布局。
沈老师邀请我客串一下《双廊双廊》农民画报的记者——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杂志，由沈见华、八旬与杨丽萍发起，沈任主编，八旬做发行人并出资印刷。杂志报道双廓村民的生活与文化，它让人想起了1936年在喜洲办的杂志《新喜洲》，在乡村成为被看的对象后，办画报可以带给村民自省的视角，带给乡村一种理性的审视、一份纪录和档案。大建旁村的一位中学老师表达了他对这份画报的理解，“十年二十年后，人们再看这份画报，会感到它的重要性”。
在我客串记者的几天时间里，玉青和大花鱼带着我接触了一些村民、一些事、一些原本对外来者封闭的场合。简要描述一下我所接触的有限的乡村侧面：双廊传统民间风气犹存，如老人葬礼上“乡评”一会，为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方式，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然而这种礼俗社会随着社会结构的被打破，其存在的基础也将面临崩解。大理一带相比其它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情况并不严重，但并不说明没有危机存在。特别表现在年轻人一代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在剧烈地改变。传统民间起作用的一些组织中，莲池会限于中年以上的妇女，洞经会与圣谕堂虽然还散布在各村，然而对于年轻一代几乎没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谈影响，特别圣谕堂早已没有存在的基础（宣讲圣谕），洞经会所谈演的“因果”、“性理”，并杂糅“五行”的学说怕也很难再产生影响力。
双廊小镇上的年青人——定龙、大花鱼和玉青的同学和朋友们——多半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本地人称之为“找钱”，工地累一天能找八十元以上。不过房子总有盖完的时候，那时怎么办，普遍是迷茫的。许多人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双廊的杨海去过西双版纳，在那边还是在工地上干苦力；大建旁村的阿龙去过怒江州、丽江，打开了眼界，同时也意味着不会再安于现状——他打算开间酒吧，钱不够，就借了高利贷。但是双廊的资源并非均等，靠海边的人家多少靠租金改善了生活，而双廊“鱼骨形”街道靠山一边的住户生计还是不易。比如杨海家早年十分艰难，这种无形的压力偶尔会带来家庭的冲突，而他们逃避的方法常常是上网、玩游戏——小镇酒吧里不乏娱乐生活，游客常去的酒吧每天都演出到半夜，但那种高消费把他们隔绝在外。年轻人把苦恼藏在心里，染头发、与邻村青年打架（作为春节抢本主的预演？），发泄多余的精力。他们都喜欢音乐，晚上会聚在一起，十来个人挤进一间老宅的小屋里，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人弹吉它唱歌，有人沉默着玩手机。在这群人中，跟随沈老师学习的几个弟子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气质——定龙、玉青、大花鱼还有永飞。首先他们愿意表达，其次他们对生活各自有了一些想法，对未来有期望。大花鱼过去做石匠，得了尘肺病，他想跟沈老师学习后，做石雕艺术品。学徒的时间里没法去“找钱”，而永飞马上结婚了，由于经济问题，他暂时可能要中断学业。玉青学得很刻苦，他很好学，在开车带我采访的路上，乐于不断地与我交流他的想法——他是情感细腻的那类人，之前跑车带游客，自尊受不了，就决定来学画。沈老师希望他把农民画做成彩色玻璃，这可以成为一门手艺，并带来经济效益。定龙则前往景德镇，学习烧瓷技术，未来农民画社要搬去山上的伙山村，并在那里建一口窑，把农民画家做的雕塑烧成瓷器。
双廓的民间生活形态正在被缓慢地改变，是积极应变还是固守传统，这是摆在每一个双廓人（或者大理人）面前的问题。值得敬佩的是沈见华老师，用他的艺术、他的沉稳影响着周边的人，教会他们从细节入手，就像画格子一样，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无论巨细。而他心中的布局可能影响深远，出路就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8，人民路的”佛罗伦萨”
我再次回到大理古城，在人民路上，一直帮我联系采访对象的怡萱这几天非常忙。她打算开一间只有一间客房的客栈，起名“降落伞”（灵感来自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我对她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在大理，人与人的关系是很近的。”有朋友的引荐，很容易交到更多的朋友。于是，在怡萱的帮助下，我得以进入Mca酒店拜访尼玛大哥，在银箔泉与李星、寒露夫妇喝茶，在旅马咖啡屋巧遇好几个建筑设计师，不断被招待、请喝茶、请吃饭，接触了许多好玩的人。
在酒吧念·长歌舍开张的这几天，来了天南海北三教九流的人。包括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画家、诗人、一流乐手和歌者、学者与大享，还巧遇十年前在十二年一度的止贡颇瓦法会上帮助我们联系采访的日桑活佛。
我再次见到尼玛大哥，上一次在MCA酒店听他讲了很多，但直到快要结束大理之行的时候，我才慢慢理解了他的预见。尼玛大哥应该是大理最早的经营者，他的酒店接待了最早一批全球旅行者。那时国人还很少出门游荡，许多老外无法进入西藏，于是经大理、丽江、中甸往滇藏交界的德钦成了热门线路。这批旅行者带来的生活方式与旅行文化，带点嬉皮，带点达摩流浪者的味道，倡导身体力行，适度的消费——种种理念与行为至今仍然有其值得效仿的价值。尼玛大哥的MCA酒店一直保持着与之相应的简朴，干净、温暖的格局。这两年国内旅游者过度的要求，冲击最大的就是MCA酒店所坚持的生活方式，为此尼玛也只是做了简单的装修，更换了床铺。他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豪华装修呢？因为世界的旅行者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温馨、干净、清洁的地方，可以停下来（就可以了）。我们愿意保守我们的元素，比如我要么喝大理，要么喝青岛；我们的用品很简单的，不会把高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为了迎合中国新的消费者，我是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消费是有危机的，会导致我们的经济缓慢、衰退。因为公款的消费导致了社会畸形的消费，现在政府在整肃吏治，消费就会慢慢正常下来”。
MCA酒店的派对是大理的传奇。电影导演张扬拍摄微电影《生活在别处》，把开场设在MCA酒店的一场派对，那洋溢的气氛有如《伟大的盖茨比》的“长岛神话”。据说，在这样的派对中，尼玛夫妇深藏在幕后，所有来宾都像主人一样尽兴，欢乐的气氛就像院中游泳池飞溅的水花。
从念·长歌舍所在的人民路下段沿街向上走，身后是洱海方向，面前不用仰头就看得到苍山，每天的山色与云岫是不一样的，每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走向苍山的方向也是传统大理乡民走向祖荫的道路。今天的人民路两侧是各式各样的小店：米线店、包子铺、咖啡馆、书店、药铺、工艺品店、书店、果汁摊、文具店、馒头铺、素食馆、茶叶店、酒吧、牛排馆、西餐店……——尼玛大哥说：“人民路有全世界。这个城市就应该这样，我给你提供面条，他提供馄饨——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
早年尼玛曾经用心经营过人民路，为了不让政府把它规划掉，为了不让开发商进入，他全心全意地帮助新移民开他们梦想的小店，劝说老百姓不要把房子卖给开发商，为了人民路保持它的“创意性、生活性、多元性”。与叶永青的见解相同，尼玛认为新来的移民在增加大理的多元化，带来创新的活力，由于他们不断在加入和融合，使一个城市获得活跃的生命——创造力——这是尼玛“醉爱人民路”的原因，他说，大理的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文化。随着在文化、艺术与人生各方面有成就的人来到，形成一种不仅仅可以很自由的生活，而且是一种文化的生活。各种新来的人就会变成文化主体，“新来的文化移民（包括气候移民）发现大理适宜居住，除了自然元素外，关键在于它的人文荟萃，各各方面的各类人群都有，多元文化与地域文化没有障碍，因为这是县市级、乡政级的城市，所以在政治上没有过多的要求，也没有工业、矿业，没有官二代，在这样一个小镇，生活就显得非常惬意。”
而在尼玛的内心，关注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当我在深入地解读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我们非常认同大理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当年的环境条件与大理非常相像，周围都是乡村，只不过佛罗伦萨有资产阶级的新生，推动文艺的创新。现在大理非常具有创新力，各个方面都有创新的活力，再加上各个方面的名流、各个行业的精英与大师相互融汇在一起。”
尼玛特别提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由于先锋文化在北京受到冲击，曾经有一大批艺术家以短期甚至工作式的方式来到大理。MCA也在1995年前后安排了很多画展，包括岳敏军、方力均、粟宪庭、曾梵志等一线艺术家。可惜这批人虽然喜欢大理，但是没有留下来。尼玛当时也曾找过地方政府，希望给一片地来做一个艺术区，未果。“这个机缘错过后，北京开始了当代艺术新的启蒙，这样，艺术家与大理的关系就中断了十几年。进入2000年后，各个方面的艺术家、诗人，人们又觉得这个小小的大理真可爱，又回来这里”。
尼玛说：“我们一开始就开画展、开派对，哪怕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会找学术的理由、艺术的理由、生活的理由——我们说，我们吃饭，我们没有聚会。”在尼玛看来，这样的生活与交流就是一种新的文艺复兴。他想做一个文艺复兴的纪录，通过文字、网络与多媒体，来访问艺术家，一点一点整理起来，他相信这样积淀几年，人们就会看到新的文艺复兴的启蒙，当然与佛罗伦萨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跨越了工业革命，“而我们有多元化、自由化，从人到婚姻、家庭、货币、语言、思想等，特别有意思”。尼玛已经开始用访谈的方式纪录了十几个艺术家的想法，纪录他们与这个城市发生的关联。尼玛的目光长远，”短期把一个东西做成是不可能的。若干年之后，大理会被西方人接受。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城市和地区是缺少创新的，恰恰人们能够接受的是大理这种文化的创意……这种创意的后现代特色很强，比如拼贴、涂改，重新设计和装修老房子……当然也有恶劣的方面，就是乱整——但是它有活力。
“如果你没有创新的活力，一个城市就会死亡”，尼玛总结道。
9，尾声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大理，和一个途中遇到的旅伴沿三月街一直往苍山上爬，一直爬到接近顶峰的地方，虽然是9月，站在积雪覆盖的地方眺望，整个大理完全被一片绿色的田野所包围，洱海的水光润泽着视野所见——这依存于乡野的城市在国土上已不多见！生活在这里的人有多少人能领悟她的魅力？而大理也在挑选着与他它对脾气的居民，最终能够留下来人将是领悟大理本质的人。
在大理十多天，我遇到的很多人在尽自己所能做一些事情。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述及，在此略述一二。比如，萧望野在农田与渔塘环绕的乡野搭建的乡村教育基地——我们去时，主人不在，我们于廊下喝败一壶茶，翻阅她的教育讲义，对她的教育理念深深赞同；再如，生于挖色镇的张云霞，在大理文化研究所致力研究传统白族文化，她的《莲池会》一书来自一手的田野调查，是对民间大理最好的纪录；人民路“土上文化”的店主张蛟，预见到种子公司会大幅改变最基本的食品种子，一直花费精力收集南瓜、胡萝卜、红薯与各类豆子的老种子，他打算找一片有干净的水源的土地，让收集到的种子在地里循环成为育种库；还有“叶榆洞经协会”的老会长杨镇先生，他们艰难地坚守并传承着古老的智慧，那些劝人向善的谈演经文今天没人听，明天没人懂，后天也许还会有人找回来；还有双廊大石村的大本曲艺人王永爱和他的老搭挡杨艺，唱起大小苦板来声情并茂，唱完念佛调则大笑：“我们白族最信观世音，哪个做皇帝却不知道！”
——大理之丰富多元自古如此，融汇与变通是其久远以来的历史主题，在今天面对国家与市场两种外力左右之际，新移民作为主要推动力，一方面为大理带来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带来浮躁与喧嚣。在这场大卫与巨人哥利亚的对抗中，立足乡村，即是识其本体；踏踏实实做事，依靠“低调，理性的理想主义”（钱理群）， 即是新的乡村建设方向。短期看，效果有限，但是这么多人每人都做好手中的事情，那么尼玛预见的佛罗伦萨就会出现。
叶永青在为第三期《双廊双廊》（因故不能出版）写的前言中写道：”烈焰热浪过地之处，尚有草根留存，一派喧嚣屏蔽的背后，礼仪乃留存诸野！乡土社会的内部力量深存于乡村的地方生活之中，这种草根性质以及村规民俗是自然根植于乡村民间的文化的内部力量，帶有很大的自发性，有着坚韧的品质，柔弱的表象下面能承受巨大的外力，饮食、方言、风俗和地方伦理影响着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方式。”
——让大理继续呈现它的散漫与多元化吧，这正是它的价值。＃
